正是因为社会主义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建设的方法论意义，彭真才在宪法草案起草过程中多次强调，在宪法中要理直气壮地写‘四个坚持，不能含糊，在宪法序言中要理直气壮地写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个坚持是宪法总的指导思想，是最根本的问题，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根本制度。

就此而言，目的合宪是进行实质合宪性审查的前提之一，将其置于形式合宪性范畴之中更为妥当。针对在审议过程中发现的合宪性问题，由专业性审查主体结合综合性审查主体的意见作出相应处理。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规范性审查可以和上述功能性审查同步进行。德国内政部和司法部负责政府法案在起草阶段的审查工作，前者偏重打击刑事犯罪、维护公共安全，后者偏重保障公民基本权利。针对事实问题的审查主要指向规范手段的有效性，可称之为功能性审查标准。由于法律和行政法规基本原则比较抽象，包含了具体规则与抽象原则的宪法规定可以更好地发挥约束作用，是上述法规不可变通的底线，合宪性审查将在所难免。但正如有学者所言，比较、分析、总结各国宪法的具体发展情况，辨析宪法制度在不同国家的不同体现，本身就是探索宪法一般规律的必要步骤。

根据该条规定，如果变通的对象不是法律和行政法规就民族自治地方所作的规定，不能被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覆盖，也不属于《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调整范围，那么宪法就成为约束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最后依据。实质合宪性则要求规范内容具有合理性，不可过分限制受宪法保护的权利或价值，论证的方法和角度可以从一个国家的宪法文本、司法判例和理论学说等领域提炼和归纳。单项特定惩戒与不特定失信的联结意味着无论何种失信，只要被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该惩戒措施就会施加身上，乍一眼看上去也有审慎不足的危险。

综上，禁止不当联结原则对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肆意、过度的失信惩戒之拷问是必需的，对于厘定失信惩戒之界限确有助益，但就其理论呈现而言，又似乎缺乏足够力度，实现更具精准指引的规范功效。加强监管类信用惩戒措施在本事项/领域的实施，并不直接限制或剥夺失信行为者的权益，与失信行为的联结在一般情况下是正当的。(四)单项或单类特定失信与不特定惩戒的联结 在失信联合惩戒的大背景下，特定失信与特定惩戒的联结似乎总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仔细观察地方综合立法，就规范句式的表面构成而言，该联结模式又对惩戒主体实施规定的惩戒措施提供了两种方案：一是在惩戒主体权限范围内可以直接实施(76)。

只是，对其采取供入股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审批或备案，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独立基金销售机构审批时审慎性参考供设立认证机构审批时审慎性参考供金融机构融资授信时审慎性参考作为选择政府采购供应商、选聘评审专家的审慎性参考等措施，是很难从这些事项/领域的法规范目的中找到正当联结点的。原先具体领域或事项上各具特色的法规范目的，在社会信用体系中已经不再是唯一重要的，与其至少平起平坐的目标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打破部门或领域的信息隔阂，以联合惩戒加强威慑力，以联合激励加强推动力，从而实现效率最大化的管理、服务以及执行，甚至实现社会诚信、道德水准的普遍提升。

(7)限制参与由财政资金安排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特许经营活动。即要求行政裁量不得考虑与事件不相关的因素，行政机关作出处理、附加条件时必须符合行为的目的、与目的有正当合理的联结。(六)违反奖励、专利等研究成果署名及论文发表规范。而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由30个部门共同签署的《关于对严重拖欠农民工工资用人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42)，共列出29种可供有关部门选择的惩戒措施，并附上一个兜底的，却又随时可更新的其他惩戒措施。

(3)惩戒措施直接限制或剥夺失信行为者的财产，导致其近亲属为特定生活或学习固定使用该财产而不能继续使用的，应当以不造成该近亲属重大不利为度，否则，亦构成不当联结。这就是失信被执行人子女受到惩戒措施的间接影响。这些领域即便有特别的法规范，也不会对消费的高低作出规定。以下就不同类型惩戒措施的跨领域联结是否正当问题试举几例分析，以便进一步从中提炼规则。

(66)2018年2月26日发布实施。浙江在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列入失信黑名单的主体将在行政审批、融资授信、政府采购、招标投标、奖励扶持、市场准入、评先评优等方面被依法限制。

因为，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之前，对违法者加强监管本身就是各监管部门权限范围内的裁量事宜，现在纳入社会信用体系之中也未尝不可。故市场主体(如银行、网络平台)、社会组织(如行业协会)关于信用惩戒的设定，不属于本文研究的范围。

(三)单类行为界定+列举式 单类行为界定+列举式是指国家机关规范文本对某一类失信行为概念作出定义，并配以列举情形的方式。毕竟，子女是否在前期为就读私立学校付出超乎常人的努力，而不仅仅单靠被执行人的财产，子女是否在私立学校已经就读一段时间甚至临近毕业学年或学期，突然离开是否会对子女造成极大不利等等，都是需要慎重考量的。对于未来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而言，最关键的也是最困难的就是矫其枉、归其正。四、失信与惩戒措施的联结方式 由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失信范畴不是单纯的道德意义上的没有诚信，也不是纯粹经济领域的欠债不还，故出于不同的治理目的和逻辑，将确定的行为类型与失信建立联结是信用惩戒制度建构的第一步。只是，若一处失信，不应、不宜处处受限，那究竟何处受限方为正当、适宜呢？对此问题，前述合法、必要、标准明确、过惩相当等要求皆可发挥其某种意义上的边界厘定作用。其次，失信被执行人禁任人民陪审员。

当社会信用惩戒以一处失信，处处受限为指导方针全面铺开、渐有肆意滥用之时，禁止不当联结原则也就自然被论者用来批评该现象。(2)提供虚假材料、隐瞒真实情况，侵害社会管理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包括但不限于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行政确认、行政给付、行政奖励等。

第二，失信联合惩戒只惩戒行为人行为所在领域，并不当然及于其他领域，即不同性质的事项领域不能无条件地联结。此类设定多见于专门的公共管理或服务领域的规范文本之中，且失信行为的基本构成要件也较为清晰。

(61)实践中，不分青红皂白地执行是很难避免的。被诟病的现象包括：公务员为其拆迁户亲属负拆迁到位之连带责任(15)，机动车年检之前必须把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处理完毕，为报考法官、检察官职位的考生设定身高条件(16)，命令交通违法当事人担任交通协勤员并只有在抓到下一个违法者时才能下岗(17)，等等。

这些权利限制的理由为何，相关立法没有说明(21)。针对该问题，需要从以下方面分析。只是，由于信用惩戒一词被广泛使用，人们的习惯接受度更高，故本文仍然沿用之。禁止不当联结原则适用于社会信用惩戒，应当超越现有的个案论证路径和抽象框架路径，结合实践中各类社会信用规范关于失信的设定模式以及失信与惩戒措施的联结方式，提炼出层次更多、内容更为丰富的规范意涵，从而对未来中央层面和地方层面的社会信用统一立法、对部门或领域的社会信用立法或其他规则制定、对既有社会信用规范文本的清理以及对司法审查或备案审查社会信用惩戒联结的正当性，提供立法论和解释论上的指引。

因此，社会信用及信息与传统金融经济领域的信用及信息虽有交叉，但目的和内容差别较大。《山东省社会信用条例》第29条第2款同样类似，只是兜底条款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严重失信行为，比湖北省的国家规定范围要小很多。

虽这一检索并不能反映对该原则研究之全貌，但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第2款规定：拖欠农民工工资需要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的具体情形，由国务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规定。

此种附第三人效应的措施明显不会被认为是不正当关联。二是惩戒主体仍然需要依法实施(77)。

限制取得政府供应土地，生产许可证，建筑开发规划选址许可、新增建设项目规划许可、水土保持方案许可和设施验收许可、施工许可等措施与科研失信的关联度明显不足。这些行为都被贴上失信标签，从而成为信用惩戒乃至联合惩戒的基础。(28)卢护锋：《信用惩戒滥用的行政法规制——基于合法性与有效性耦合的考量》，《北方法学》2021年第1期。第一，根据禁止不当联结原则反恣意的核心精神，前文第四部分所揭失信与惩戒措施的联结方式，有的以拇指法则(rule of thumb，即经验法则)就可初步判断其难以成立或至少严重涉嫌不当联结，应该为以后关于信用惩戒的规则设计者所戒。

(29) 从以上三个方案可知，抽象框架路径的论者的确给出了禁止不当联结原则适用时应予考虑和分析的关系维度：行为信息与公共信用失信信息之间的关系。(2)关于具体惩戒措施与失信行为的联结。

设定风险警示类惩戒措施、制裁类惩戒措施与失信行为联结的，不得违反依法行政原则和比例原则，且应当符合本事项/领域特别法规范目的。(59)为避免误解，需要指出的是，这三项规则中所提的列入公共信用失信信息，并非行政机关径直自己决定列入，而是应当与依法原则相结合。

有些属于违约性质的行为，如拖欠农民工工资、不及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若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不仅在个案中侵害被违约者的合法权益，更会造成群体性事件、社会矛盾激化或者经济领域的严重不平等，而传统上依托违约追责机制的劳动法、合同法的实施不足以遏制此类问题，国家由此希望政府规制之手实施提前的、积极地介入的，那么，通过法律、法规或规章将其列为公共信用失信信息，并与联合惩戒挂钩，也是有其合理性的。(13)李建良：《行政法上不当联结禁止原则》，《月旦法学》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