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熹哲学中，由于其形上体系所决定，仁被说成是爱之理而不是爱，但由于爱之理即是心之体，因此，仁又被说成是本心之全德[31]。

在汉语、特别是现代汉语中，智慧一词多少暗示一种个人成功学，跟谋略、巧妙、精明甚至世故等都有某种关联。我当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并正是基本此而欲在本文中进一步质疑。

[47] 阿多，《古代哲学的智慧》，第364、367页，等。有学者担心，否定中国古代某学为哲学，即是否定今日研究中国哲学的正当性。我们以旁观者身份自居，不再继承严厉的读经、修身、行礼等一系列功夫实践，于是无法参与到古人生命河流内部，并进行相应的生命意义和生命价值建设。总而言之，从爱智慧角度为中国古代哲学的合法性辩护，难道不是由于我们太爱中文译名、受其暗示或诱导所致吗？基于智慧的中文含义，遂将哲学这一在无数西哲心目中以思想的自由为核心的学问，理解为完全实用的、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宗旨、以个人成功为导向的学问，也说明中国人的哲学可能迄今为止仍是他们自己想象出来的东西。但这种智慧练习和生活实践，正如苏格拉底的生活所呈现的那样，有时是反讽的和悲剧的[33]。

或：Richard McKeon, ed., 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 ( New York:Random House, Inc., 1941), pp.1026-1030. [5] 文德尔班，罗达仁译：《哲学史教程  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6页。西方学界从明末清初传教士以来，基本上承认儒教为一门宗教（有时列入世界十大宗教），现代西方学者孔汉思（Han Küng, 1928—）、秦家懿（Julia Ching，1934-2001）、李耶理 XE "李耶理" （Lee H. Yearley XE "Yearley, Lee H." ）、罗尼·泰勒（Rodney Taylor）、杜维明等人均看重儒学的宗教性。……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异号，举一名以为标识耳。

它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语言和意义的关系，其代表人物是欧阳建。所谓通其理就是通向心理合一的境界，也就是一心之中，天理流行的境界。事实上，嵇康也承认，客观世界是存在的，人是可以认识的。无所不由，但不可用语言去说明。

）本体道无所不通，但又不可用名称去形容。[16] 因为象是由意产生出来表现意的，言是由象产生出来表达象的，言的作用也就是表达意。

[6]《嵇康集·声无哀乐论》。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这些都是比较早的关于言意问题的论述，其中含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因为语言既有肯定，同时又有否定。

坤有柔顺之义，便以马来表示，马即代表柔顺。岂惟人不得闻，己亦不得而闻之，非至静为之主乎？……惟所从出者存于其中，受命如响，如是而言，如是而默，言默殊而吾未尝有二主也。[28] 鲁饶是一个理学家，他认为言是下学，是下面一层事。则微言胡为不可得而闻见哉？[23] 他不同意荀粲的观点。

[9]《周易略例·明象》。它不仅影响到当时，而且影响到以后。

通过言意之辩而确立意义世界，这是他们的共同目的，但这所谓意义世界，不是对象化的客观认识，也不是纯粹的语言分析，而是天人合一的心灵境界。有言则居成，居成则失其母[22]。

他说：余以留意于言，不如留意于不言。他所谓圣人从事于道，与道同体、行不言之教等等说法，也就是提倡这种无言的哲学。其实，音乐也有自己的特殊语言，历史上所谓知音的佳话，并不是毫无根据的无稽之谈。这样的逻辑思维，当然是离不开语言的。语言、诗歌都是表达内心感情的，嵇康否定了它们之间有任何联系，把音乐简单地看作自然之物，丝毫不能表达思想感情，似乎有更深的含义，即强调心灵情感与境界的主观性，以及语言的工具性，二者并不是同一的。又说：夫易者象也，象之所生，生于义也。

因此，如果得到它，就可以统御万物。语言、物象既然是有限的，故不能执守言、象而不放。

[25] 这才谈到言意关系问题。照他的说法，物象是根据意义而生出来的，语言则是根据物象产生出来的。

魏晋玄学确实接触到本质的普遍和本质的抽象问题，但他们所谓本质，乃是一种意义的抽象，是一种心灵境界，不是一般认识问题，也不是逻辑抽象问题。这对于反对汉以来寻章摘句，解释名物的章句、象数之学，是有积极作用的。

得物之致，故虽不行而虑可知也。语言中枢中的某些部分被破坏后，语言将受到严重影响，但思维并不受影响。为了形象地说明这种意义，又使用了不同的物象。但是他又认为，言、象既是达意的工具，目的在于得意，所以得到了意，就可以把象忘掉，得到了象，就可以把言忘掉。

至和之声，得于管弦也。他说：知之之道，不可待言也。

有了这种认识，必须靠语言才能表达。[30] 罗洪元是王学派的重要人物，他宣扬一种主静说，认为本体就在心里，无论言与不言，都有一个主使者即心之体在起支配作用，他把语言看作是本体的一种外部表现，不言也是本体的表现。

这实际是指提倡一种直觉主义。王弼的得意忘言论，也是以讨论《周易》中的言、象、意的关系问题的形式出现的，但由于是以老庄解易（这是借用流行的说法，但并不意味着，他是完全站在老、庄的立场解释周易。

二物诚然，则求情者不留观于形貌，揆心者不假听于声音也。不同语言，也还可以翻译。要表达思想，就必须使用语言。而本体是无所不通、无所不由的，对于这样的本体，只有无言。

所有这些，都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认识自然和人的关系的过程中，在对待名教和自然的问题上，语言究竟起什么作用？这样，言意关系问题就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嵇康从心声二物的观点出发，进一步作出了言不尽意的结论。

他说：可闻者言也，所以出此言者，人不得而闻也。[4]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73页。

他进一步得出结论说，无舌不能说话，即不能用语言表达思想。王弼、嵇康等人所说，则是形而上的本体意义。